西迁精神图谱：两代师生的薪火相传与时代使命

——档案镌刻杨世铭、陶文铨的传承印记

在西安交通大学厚重的档案长廊里，两份文件静静陈列：一份是1955年3月30日高教部《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 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明确“交通大学由上海迁往西安”。这份经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圈阅的文件，揭开了新中国高等教育布局战略调整的序幕，交大西迁决议由此确立。另一份是1959年7月31日《国务院关于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个部分分别独立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批复》，标志着交大西迁圆满完成。两份里程碑档案如同历史坐标，串联起了交大西迁波澜壮阔的历史脉络，也见证了两代学者在西迁精神谱系中的接力传承。

从1955年决策至1959年分立，迁校工作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在党的领导下，学校克服万难，完成了师生动员、实验室搬迁、人事调配、后勤保障、招生及校园建设等繁重任务。万余名师生怀着“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的崇高理想，积极响应“高等教育服务工业建设”的战略号召，跨越星海山河，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布局调整的一次奇迹，并在扎根西部、艰苦创业的实践中孕育出光芒万丈的西迁精神，谱写了群星闪耀、薪火相传的壮丽史诗。

精神接力：两代人的西迁传承与学术创新

杨世铭是首批西迁教授的代表。他1925年出生于江苏无锡，亲历抗战，早年便思索“何以救中国”。1953年，他毅然放弃美国伊利诺理工大学的优厚待遇，冲破阻碍回国。1956年2月加入交通大学并担任热工教研室主任。当时正值西迁大讨论，他立场鲜明，坚定支持并带头举家西迁。抵达西安后，他从教研室的实际需求出发，细致安排每位教职员工的工作内容和研究方向，面对实验设备紧缺的困境，他带领教研组依据教学需求自行设计仪器，每每提到自制阴影仪的事例时，杨教授总会自豪地说：“许多事实证明，如果我们开动脑筋，挖掘潜力，我们可以做的工作，要比我们想象能做的工作多得多。”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学术造诣深厚的杨世铭带领团队完成了两项开拓性工作：一是1958年出版我国首本自主编写的《传热学》教材，打破苏联教材体系，之后多次再版，并荣获全国优秀教材奖，至今仍是业界权威教科书；二是倾力建设起国内一流的热工实验室，使西交热工教学研究名列全国前茅。在担任热工教材编委会副主任期间，他统筹推动相关教学改革和交流研讨等，成为我国传热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这些成就，正是第一代西迁学者“白手起家”建设学科、响应国家使命的生动写照。

“交大搬去哪，我就考去哪！”1957年，明知交大西迁，陶文铨仍坚定报考了交通大学热能工程专业，成为交大西迁首批奔赴西安报到的学生。从那时起，“西迁精神”已在他身上留下了烙印，而这份烙印在恩师杨世铭的言传身教中更是得到了深刻的淬炼与升华。杨世铭教授不仅是陶文铨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更是其精神品格塑造的楷模。在杨世铭先生严谨治学、无私奉献精神的感召下，陶文铨的学术追求愈加坚定。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杨世铭邀请海外学者杨光祖教授来校讲学，为陶文铨打开了数值传热学这扇通往国际前沿的大门。杨教授不仅引介新知，更慧眼识才、提携后辈。1980年，在杨世铭教授的推荐下，陶文铨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深造，系统学习当时国内尚属空白的数值传热学。学成归国后，陶文铨将国际前沿知识带回祖国，扎根西安交大这方热土，在数值传热学科领域用热爱、执着与专注浇灌理想之花，1986年，他首次系统性地将数值传热学引入国内，并于1988年出版了国内该领域奠基性教材《数值传热学》……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他带领团队在孜孜不倦中开创了该领域的多个“第一”。

求学、读研、留校任教，陶文铨说自己是“西迁大树上的一片叶”，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学子到荣誉等身的院士，他见证了西迁大树在西部扎根、不断枝繁叶茂的过程，亦从西迁精神的追光者成长为发光者，成为西迁大树的常青叶。他常说，西迁精神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已经潜移默化了，迁校初期工作与生活条件虽很艰苦，但我所看到前辈们在一起讨论的始终是怎样做好实验、怎样教好课、怎样搞好科学研究，大家想的都是心无旁骛做好各自工作。前辈们对祖国的热爱、对科学的追求、对名利的淡泊、对后辈的提携，应该一代代传承下去。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依然坚守在教学一线，即使课程已讲过无数遍，但每次课前仍会精心完善PPT，只因“不能辜负学生对知识渴望的眼睛”；坚持给研究生站立全英文授课，因每次听课人数太多而备用小马扎的场景成为交大学子最美好的校园记忆；“每天九点开始工作，凌晨三点仍旧伏案”是他一直坚持的工作习惯，活到老学到老，因此被学生亲切地称为“九三学社”。从教近60载，培养学生逾2万人，其儒雅风范和硬朗之骨成为西迁新传人的风向标，生动诠释着“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师者初心，荣获“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和“国家杰出教学奖”等称号。

陶文铨对“西迁精神”的理解早已内化为对学校、对国家发展大局的深刻认同。新时代，当西安交通大学为了更好地服务西部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擘画西部创新港宏伟蓝图时，已是学界泰斗的陶文铨院士，旗帜鲜明地予以支持。他的态度，令人回想起“交大搬去哪，我就考去哪！”的青春誓言。当年，他追随交大西迁的脚步而来；如今，他则是以建设者和领路人的身份，全力投身于交大面向未来的“二次西迁”。

使命对话：两次西迁的历史演进与精神嬗变

两次西迁的核心使命，映射着国家战略的时代跃迁。20世纪50年代的首次西迁，服务于在国民经济建设“一五”计划工业布局，其核心目标是支援西北工业建设、平衡教育资源。以杨世铭为代表的西迁前辈们，面对艰苦困境，弘扬交大优良教学传统，依靠自制仪器、重视培养师资、自主编写教材等艰苦创业，立足科研、生产、教学相结合的方针，1956-1960年间先后创办了21个新专业，在西部建起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创造了多项国内科研第一，为祖国西部乃至全国工业建设提供了关键人才支撑和科技保障，将“听党指挥跟党走”的西迁精神转化为“白手起家建学科”的实际行动。此时高校使命具有鲜明的“填空”特征，填补了西北高等教育与工业技术的双重空白，亦是“教育服务地方建设”的生动写照。新时代以西迁精神为指引打造的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则在“科技强国”战略背景下，被赋予“打造创新高地、引领科技前沿”的新使命。以陶文铨为代表的学者们携团队挺进创新港，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高端创新平台，聚焦“卡脖子”技术攻关，凝心聚力协同打造“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示范区，主动布局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们将西迁精神升华为“自主创新、全球竞争”的时代担当。

两次西迁的精神传承，既坚守内核又与时俱进。从“平衡布局、艰苦创业”到“引领创新、追求卓越”，变的是时代任务与表达方式，不变的是“听党指挥跟党走”的精神底色。跨越七十年的历史呼应不仅勾勒出高等教育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的轨迹，更揭示了西迁精神的内涵——中国高校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始终将自身发展融入民族复兴伟业的使命自觉，西迁创业永远在路上。这种精神，必将恒久激励一代代师生在服务国家大局的征程中砥砺前行。

2019年，西安交通大学“西迁人”群体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而杨世铭、陶文铨的故事，仅是壮阔西迁画卷中的点点星光。如今，这些承载西迁精神的交大西迁档案文献已入选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未来，西交档案人将深耕西迁红色档案沃土，以档案为根、科技为翼，讲好西迁故事，让西迁精神焕发时代光芒，助力学校“大思政”文化教育，在服务教育强国建设、培育时代新人的征程中奏响档案最强音。